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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瑞典看台灣:翻轉教育,從翻轉社會開始


從瑞典看台灣:翻轉教育,從翻轉社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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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進的動力不應該源自恐懼」在瑞典生活的吳媛媛在《幸福是我們的義務》書中寫道。她從瑞典的角度看台灣,認為台灣過度以學歷判定人的價值,只有尊重每個階層與專業,才能創造社會的平流,達成翻轉教育的目標。

我的國中導師是一個總是帶A段班的「明星導師」。她鼓勵學生上進的方式,就是讓成績好的學生享受特權和優越感。選座位從考第一名的同學開始選,發考卷從最高分開始發,分數越低,老師的神情越不耐,領考卷的同學越畏縮。我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學習,慢慢的被制約成這樣的人:總想用學術表現、肯定自己,遇到比自己優秀的人,通常就膝蓋一軟,肅然起敬。每認識一個人,我就忍不住先問對方是念什麼科系?哪裡畢業?在哪工作?彷彿沒有這些資訊,我就會心神不寧,不知道該怎麼和這個人互動。

「唯有讀書高」魔咒怎麼解?

母親在醫院當基層看護,薪水很低,但她還是為我花上大筆補習費;每天下班累得半死,還是騎摩托車載我去補習。其實我知道,這是來自於一種很深的恐懼—她怕我日後像她一樣辛苦,希望我成為「有出息」的人。

去年我去土耳其度假,在飛機上遇到一個也在醫院當基層看護的瑞典媽媽。她說她最喜歡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馬略卡群島,每年夏天都會輪流去這兩個地方度假。想想真有意思,我媽媽最怕我像她一樣,希望我上進,而我現在卻住在一個基層看護享受著和我一樣的勞工權益,也和我一樣每年出國度假的國家。

我不是說臺灣的孩子不需要上進,而是上進的動力不應該源自恐懼,不適合學術專業的孩子們也不應該被蓋上失敗者的印記。在教學內容之外,臺灣教育的另一個問題,我想就是過度以學術表現和學歷來判定一個人的價值,以致所有孩子都被趕上升學的列車,同時造成臺灣技職教育的邊緣化。而這些問題的源頭,我認為是勞動條件和環境。

每個人,都應該享有悠閒生活的權利

在很多西方國家,基層勞工對個人價值和生活風格有很強的自我認同。瑞典的基層勞工也有屬於他們的樂趣和浪漫,他們整修房子和改造車子的手藝驚人,喜歡賽車和各種戶外運動他們可能不懂艱澀拗口的政經知識,但他們會每個月研讀《鄉村》(Country)(注:瑞典發行量最大的農業雜誌),了解歐盟農業政策對瑞典農業的衝擊,以及最新一代曳引機的性能。在工作上,基層勞工的可替代性相對較高,所以基層勞工的工會往往也更強勢,才能妥善保障每一位勞工的尊嚴和權益。他們的薪水也許沒有念很多書的人那麼高,但是生活條件和樂趣並不比中產階級差。我每次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去地中海度假,同飛機、同車的人,總有工程師、心理醫生,也有卡車維修師傅、工廠工人。到了目的地,有的人住五星級飯店有專車接送,有的人搭上巴士前往三星級的旅館,但是每年四個星期的假期和悠閒生活的餘裕,是大家都有權利享受的。

瑞典高中的畢業典禮。在瑞典,高中畢業是邁向成年的指標,這些畢業生已經擁有投票權,也將陸續離家獨立。

圖片引用自《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基層勞工擁有尊嚴和好的生活條件,才能讓一般民眾降低對高學歷、高薪水工作的執著,勢必也可減輕許多學子的升學壓力。先生的弟弟高中不愛念書,沒畢業就開始畫畫,還申請到政府的文化補助,出版了一本插畫集。後來插畫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少,他進入成人學校補修高中學分,在全國會考得到不錯的成績,進了隆德大學法律系。他在法律系念了一年後覺得不太適合,又飛往各國窮遊半年,現在正在申請製作假牙的技職課程。在他的每一個人生轉折,我的公公婆婆給他的是一個個擁抱,要他好好體驗人生。這並非因為我的公婆特別開明,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像我母親那種深層的恐懼罷了。

尊重每個階層,才能創造社會的平流

現在臺灣輿論很重視「階級流動」,抗議權貴複製階級。然而大多人對階級流動的詮釋,似乎只包含了由下往上的單方面流動。這個傾向本身,是否和「平等」的真意自相矛盾了?在抗議階級複製的同時,誰來深入質疑「階級」的本質?結果,晉升前排之後就突然看不見規則漏洞的人比比皆是。結果,我們生氣的對象,原來只是那些身處高階層的人,而不是不公平的規則。

我發現真正落實階級流動的國家,並不是一味的製造「往上攀升」的管道,而是致力讓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有尊嚴和選擇的自由。

我身邊中產家庭出身的瑞典親友,大多也都走入了中產階層,然而就讀職業學校,或在念完大學後選擇開火車、務農的人也不在少數,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他們都是受到高學歷、高收入的父母所支持,因為這些父母知道無論孩子做什麼,都會擁有尊嚴,過著不錯的生活,即便他們的孫子想當律師或當修車技工,也不會遇到任何外在的阻礙。這種社會的「平流」,也許才是真正永續的「階級流動」。

「老大徒傷悲」其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臺灣社會相信把書讀好才有資格過好生活,而功課落後的學生則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警世情節,這種結果正好可以拿來當孩子的鞭子,鞭策孩子努力向上。我們試圖營造這種偏執的「社會正義」來激勵孩子,最後卻犧牲了大半個社會。

來到瑞典,我才發覺原來很多所謂的「老大徒傷悲」都是社會建構出的產物。

在飛往地中海的飛機上,我和那位在醫院當看護的瑞典媽媽說我來瑞典念碩士。她說:「哇,妳一定很聰明!我跟妳說我最不會讀書了,哈哈!」在她的語氣裡,我感受不到一丁點對自我價值的貶低。她國中畢業後,在完成看護的課程之後就踏踏實實工作到現在,沒有人認為她不努力,自然也沒有人覺得她應該「徒傷悲」。

翻轉教育,從翻轉社會開始

剛來瑞典的幾年,我都在成人學校上瑞典語課。成人學校讓社會人士重新修得高中學分,也是移民學習瑞典語和融入瑞典社會的第一站。這類學校的師資需求比較不穩定,加上在教師工會裡缺乏有力的代表,導致老師的薪水普遍偏低。

有一天,瑞典語老師請班上同學分享日後的就業計畫,有人說想從事建築,有人說想從事園藝,老師聽完笑著說:「看來你們以後出了社會,薪水都會比我高。」當時我們問老師:「建築工人和園丁賺得比妳多,妳不會覺得不平衡嗎?」老師說:「我確實覺得成人學校教師的薪資必須改善,但那是我們自己要去爭取的,和建築工人沒有關係,他們能協商到那樣的薪水,就表示他們有那樣的價值。」

我深信改善各階層勞工的工作條件和權益,是讓臺灣學子從「唯有讀書高」這個魔咒裡解放出來的關鍵。目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臺灣工會,根據該行業的實際情況各憑本事爭取會員權益。希望屆時無論是醫師工會或護理工會,在協商時都對自己的職業抱持最大的榮譽,而在一旁聲援的人也能一視同仁、全力支持。勞工權益和教改可能乍看之下互不相干,但是如果不先翻轉社會,翻轉教育永遠只有淪為口號的命運。

作者簡介|吳媛媛

民國七十一年生,臺大中文系畢,瑞典隆德大學東亞政治碩士,現為瑞典達拉那大學講師。偏左意識的洗禮和衝擊來自北歐,而每一個省思和開悟都是以臺灣為出發點。作品曾發表於《北歐經驗,台灣轉化:普及照顧與民主審議》(女書文化出版),目前於【獨立評論@天下】開設專欄〈新時代的好左派〉。

*本文摘自圓神出版《幸福是我們的義務》,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吳媛媛《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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