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綿羊》:名校裡的「人生勝利組」 其實很茫然


《優秀的綿羊》:名校裡的「人生勝利組」 其實很茫然

Photo via Visual Hunt

成績總是名列前矛的高材生,是外人眼中的天之驕子,不過,他們內心常懷有不為人知的焦慮與茫然,其實並沒有過得比你我更好。曾任教耶魯大學的教育評論家德雷西維茲在《優秀的綿羊》書中,提醒正視這個問題。

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稱他們是「神人」(Super People),此一詞也道出大眾對於「名校好學生」的刻板印象——在校允文允武、兼有體育和音樂方面的才藝、懂幾種外語、曾在遙遠的小國家當過志工,就連幾樣嗜好都可以搞到樣樣精通,更增添從容自信的風采,令成年人和同儕都自歎弗如。套用記者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的說法,時下的好學生投射出「沉穩、自信、競爭力」的標準,而在強納森.法蘭森(Jonathan Franzen)的小說《自由》(Freedom)中,名門文理學院的孩子們「似乎樂於在每件事情上競爭」。

人們眼中的天之驕子大概就是如此,彷彿一出生就是人生勝利組。但就我自己的親身觀察,事實未必如此。大家都聽聞名校高中生會在壓力之下表現失常,懷抱著不為人知的恐懼、焦慮、低潮、空虛感、茫然以至於自我封閉,為什麼會認定他們上了大學就能變得比較好呢?

憂鬱問題成了年輕人的流行病

他們的確沒有變得比較好。一項長期且大型的研究調查顯示,大專院校新鮮人的情緒幸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已達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另一項由美國心理學會公佈的「校園危機」調查則指出,將近半數的大專學生自述感覺頹喪,甚至有1/3的人自稱「在最近的12個月內心情低落到欲振乏力」,令大學心輔團體非常震驚。

自90年代中期以來,校園心理輔導使用率持續升高,而前來求助的學生之中,有重度精神問題的比例更以3倍數成長,幾乎佔全體求助者的一半。2006年時,史丹佛的教務長為了學生的心理衛生而成立專家小組,並寫下「據我們的觀察,學生面臨的心理衛生問題層面廣泛,包含自我價值的認定、發展障礙、憂鬱、焦慮、飲食失控、自殘、精神分裂以及自殺行為」等語。另一所大學的校長也寫信告訴我:「年輕一輩的憂鬱問題似乎成了流行病。」

大學是與高中全然不同的新環境,學生們除了努力適應,也開始為此後的人生抉擇負起責任;而當他們突然發現一切只能靠自己,幼少時期的所知所學卻派不上用場時,高中校園裡的慘況就會持續到大學時期。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學生藉著合法或非法的藥物去應付憂鬱和焦慮,要不就乾脆曠課——或想著要曠課。「我這個人若是廢掉,」有個波莫納學院的學生對我說,「一定會是在大學裡。」

若不悲慘,我就不會在耶魯

類似的慘劇實在多不勝數。一位普林斯頓的研究所教授告訴我,他有個學生因做研究壓力太大而昏倒在他的辦公室裡;另一個準備離開史丹佛的學生認為,在這套制度中力爭上游大多等於某種虛耗光陰,因為他眼睜睜看著同學們犧牲健康、人緣愛情、拓展見聞的機會與各種益於身心靈健全的活動,只為了拿學位和一份漂亮的成績單。有位耶魯的學生說:「我同學講得很中肯:『我或許過得悲慘,但我若不悲慘,我就不會在耶魯。』」

孤立是一大要因。我之前的學生說:「耶魯人都沒空搞人際關係。」另一位學生告訴我,她在大學的前3年都沒朋友,直到大四學會把步調放慢一點才好轉,而這所謂的「步調放慢」也不過是出去看一場電影罷了。《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描述學生們趕場參加各種活動,與室友推擠衝撞猶如夜裡行船。懂事一點的孩子們知道要善用「人際技巧」, 但那跟所謂「真摯友誼」是兩回事;感情生活總夾帶著一種互利關係,或只為性需求而結為床伴,以便提供身心的穩定,好讓彼此能在學業上全力衝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最近引用一個賓州大學生的話:「我不可能擁有正常的感情生活,因為我永遠都太忙,我在大學裡是這樣定位自己的,而我看上的人也同樣忙個不停。」

名校生不願深耕於人際關係,除了身上背負著過度期許,他們覺得自己必須要跑得比別人快,也有本身好強、不服輸的意識作祟。這些年輕人尚未在人生路上做過輸家,為了投射這種自信,他們必須表現出高度抗壓性,尤其是在競爭激烈的大學裡。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辛苦,承受最大的壓力,但別人都沒有怨言,自己也就不敢說什麼,只好繼續裝高明,同時擔心自己是群體中唯一無法應付這一切的人。

名校帶來的包袱   是無可自拔的孤寂

史丹佛的學生說「史丹佛鴨症候群」就是水面上平和、水面下瘋狂撥水。MIT學生網站最近有一篇名為「情緒崩潰」的文章,就讀大二的作者說自己羞愧、無能,而且經常感到「無可自拔的孤寂」,結果該文引發強烈的共鳴,至少有十多所學校的學生大肆轉貼。「謝謝妳的分享,」一則回應寫道,「這些低潮多次來襲,我們只是不願承認。謝謝妳勇敢的把它化為文字」。波莫納的學生一向自豪母校是「全美排名第四的幸福大學」(定義則見人見智),他們卻也曾對我說這個名號是如何帶來包袱,特別是當校方也有意強化這種幸福學院的形象時,某些活動總令學生們倍感壓力。

這些孩子在同儕中被孤立,也和自我疏離。從小學以來,讓他們上了菁英大學的各種跳級、學業超前,包括社團到樂團,以及專題、研究小組、各種學力測驗和大學入學測驗;從晚自習、週末到暑假,連同教練、家教,為了「領導能力」和「服務社會」,讓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工具去找出自己想從生命中獲得什麼,包括從大學之中。教學大綱裡沒有寫到熱情,也沒要學生問自己所為何來。在孩子們用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努力換得了名校的金字招牌之後,許多人卻發現自己不知道為何要走到這一步,或是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工作有目的》(Work on Purpose)的作者萊拉.賈林斯基(Lara Galinsky)向我解釋,專注於和自己切身相關的事物是需要訓練的,但年輕學子並未受到這種訓練。以前的一個學生寫信對我說:「你無法叫耶魯人去『尋找熱情』,我們大多不知道自己怎麼進到耶魯來。我們只對成功懷抱熱情,而這正是我們擠進耶魯的方法。」根據前哈佛學院長哈利.路易士(Harry R. Lewis)的說法,「有太多學生盲目地擠進窄門,傻傻地跑了一兩年之後才在危機感中驚醒,發現自己不知為何要如此努力。」一個就讀康乃爾的女孩寫信給我,為她的生活做了以下的總評:「我討厭所有的活動,討厭每一堂課,討厭我在高中時做的每一件事,我八成也會痛恨我的工作,而眼看著那就是我此後要過的人生。」

若說成年人沒有意識到這些情形,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找錯了方向。成績單上的A曾經代表一切OK,但出了校門便不再意味如此。「我們有些學生就是這種人,他可以完全不管生活中的其他事,只顧著搞好成績搞好;」史丹佛校猶太教祭司派崔夏.卡林紐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說,「所以我們要能夠識破那層障眼法,才能看見他們的痛苦。」

話說回來,這些孩子都懂得隱藏這些問題,不讓我們發覺。以我在耶魯的工作經驗來看,我自己都很不了解學生的痛苦有多深;反倒是現在,我離開了教職那個權威的位子,學生們才敢於向我敞開心胸。坦承自己直到大四才有朋友的那個學生,言行舉止完全像是個身心健全的女孩:風趣、友善、「真誠」,沒有過度的競爭心或矯情,聰明伶俐,孺子可教; 另一個跟她差不多的小孩,也同樣表現得很好,好到讓我看不出她有任何問題。可她後來也承認自己在大學時過得悲慘,感覺沮喪,永遠繃緊神經。她們兩人的高中三年就是學著如何讓師長們滿意,包括跟父母的朋友們聊天打交道——模範生都是早早就懂得世故,能夠和大人們侃侃而談。於是,開朗有禮,穩重大方,進退有度,光鮮亮麗,而且能言善道(當然, 很可能也吃了很多藥)。他們為自己塑造的假象:快樂、健康且很有成就。

作者簡介│威廉.德雷西維茲 (William Deresiewicz)

2008年前在耶魯大學擔任英國文學副教授,身兼入學申請委員會成員。書評與散文經常發表於《紐約時報》、《國家》(The Nation)、《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美國學人》、《圖書論壇》(Bookforum)等。曾入圍2008、2009、2011年的國家雜誌獎,與2011、2009年的國家書評人傑出評論獎。經常受邀至全美學校與領袖會議演講美國教育現況,散文〈孤獨與領導〉成為美國軍方、企業界、商學院、著名的亞斯平學會(Aspen Institute)的教材。

個人網站:BillDeresiewicz.com

*本文引用自三采文化《優秀的綿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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