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訪問】楊照父女對談 孩子在德國學會的生命思考課


【獨家訪問】楊照父女對談 孩子在德國學會的生命思考課

許育愷攝

作家楊照的獨生女李其叡,在14歲時決定離開台灣,到德國漢諾威學習音樂。這3年來,她體會到德國和台灣的教育不同處,自己也因而有了成長,爸爸楊照也因此觀察到更深層的教育和教養的課題。

作家楊照橫跨文學、政治、媒體,左手理性批判,右手感性書寫。在教養的路上,他期許自己是獨生女李其叡最忠實的協助者和陪伴者。

楊照曾經花20年,跟小時候學音樂的痛苦記憶抗衡,李其叡卻一路走上專業演奏之路。曾被中國媒體譽為「下一個郎朗」,李其叡在14歲時,決定到德國漢諾威追求她心目中的音樂教育。3年來,她克服了語言、文化、社會的挑戰,看見台灣、德國教育的不同,更高興自己學會了思考和表達。

楊照則透過女兒的德國經驗,再次確認父母即便不忍,不能也無法替孩子的人生做主,要「讓孩子自己選擇,承擔的力量才會大」。

2015年12月下旬,趁著李其叡回台渡耶誕新年假期,《親子天下》邀請這對父女對談。面對攝影記者,17歲的她還顯得嬌羞不習慣,但言談中已展現超齡的成熟;而楊照更欣慰的感謝德國教育,「讓女兒成為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女兒」。父女情深,表露無遺。以下是對談摘要: 

問:其叡小學高年級,就確定要走音樂的路,這條路上開心與辛苦的地方?

李其叡(以下簡稱叡):我5歲開始學琴,小學、國中都念音樂班。剛開始我有正常童年,假日還可以跟爸媽去各式各樣的地方玩。小學階段每天放學後都練一兩個小時,有考試或參加比賽就加練,漸漸的,我會把練琴一直掛在心上,就讓我比較沒有空做其他事。

在台灣學音樂,好像有一種風氣,就是要去參加比賽,小時候覺得那是學琴的必要之一。但後來比賽變成一種例行公事,都有固定模式,小五小六以後,我就不太願意那麼常參加比賽。我開始想,比賽有什麼意義?比賽成果是排名次,但為什麼這樣的表現是第一名?第二名一定就比第一名差?我覺得學音樂不是為名次。

我喜歡上台表演,喜歡那種上台前的緊張壓力。這是學音樂讓我覺得開心的地方,用我的音樂吸引觀眾,把自己練出來的成果表現出來,哪怕能影響觀眾一點點心情,感受到觀眾有在注意聽我的音樂,我都會很有成就感。在德國學音樂,不會把它當成一個特技,一定要苦練幾小時,要像哪個大師一樣,他們比較重視你的音樂有沒有打動人,我很喜歡。

幼時學琴陰影 不想複製給女兒

問:楊照自己學小提琴,曾因被老師打,而痛恨練琴。這樣的經驗如何影響你陪伴女兒學琴?

楊照(以下簡稱照):我對學琴的感想其實很複雜,一直是背後我無法解決的陰影。那位小提琴老師6年來其實教了我太多東西,今天我能跟女兒溝通音樂、在其他地方大膽談音樂,都是他幫我打下的基礎,要不是因他夠嚴厲,我今天對音樂不會有這番想法。但另一方面,又因為他那種嚴厲的教育方式,讓我決定放棄小提琴。

身為父親,我一直在拿捏督促她的力道,畢竟5歲學琴是我們幫她決定的,她後來選擇這條路是不是真的喜歡,一直是我的困擾。我希望她對音樂本身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擔心用這樣要求她,會打擊她對音樂的熱忱。一直到後來我知道她喜歡上台、與觀眾互動,我才鬆了一口氣,因為這份享受不是任何人強迫的了的,這是她自己找到了這樣的樂趣。

叡:爸爸真的很少很少逼我練琴,即便犧牲了很多週末出門玩耍的時間,我也不過就是一個人待在琴房裡,沒有人在我耳邊唸叨、給我壓力,練琴這件事對我而言並不是地獄。音樂真的強迫不來,如果是被強迫的,我的音樂不會長這個樣子,也堅持不到現在。

問:其叡國二從台北到德國學習和生活,3年來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叡:要去適應德國社會、文化對我來說是個挑戰。一開始會很難過,因為語言的關係,覺得自己很沒存在感,占下風沒有任何優勢,老師好像不是很在意我是外國人比較辛苦,沒有人會特地為我慢慢說話。整個環境氛圍給我的感覺就是,你應該要會、這是你的問題。一開始我覺得德國人很冷,很沒有人情味。如果在台灣有個外國學生,大家一定會很親切、很熱心地幫助他。

但現在適應了反而滿喜歡那種哲學。不是說德國人不樂於助人,而是跟台灣表現的方式很不同。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個體,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型,都對自己有自信、很確定自己是誰,所以很難受別人影響,你必須照顧好你自己、收自己的攤子。

照:台灣和德國是兩套不同的價值系統。德國人表現尊重的一種方式,如果你沒跟我求救我、就先可憐你,那就是傷害你的自尊。所以德國街上看不到他們去幫老人,他們覺得每個人都有個人尊嚴,伸手幫助有可能會傷害到別人的自尊。

但在台灣尊重他人與助人這兩件事是綁在一起的,表面上,熱心助人是一件好事。在台灣人很容易被影響,例如,台北市捷運局可以在短短十幾年內把市民訓練成守秩序排隊、讓座的市民。這樣的文化環境,好的一面是可以很快的達到目標,但是另一方面很容易變成一窩蜂,大眾非常需要認同感。譬如一家店在排隊,大家拍照上傳,其他人會覺得「我也要」,大家都會擔心「跟別人不一樣」。

在德國沒有「跟別人不一樣」這件事情。德國人很重規則,譬如你在馬路上違規,一定被瞪或被按叭。對於共同生活的規則他們再嚴格不過,但在共同生活規定之外的每一件事情,你就要自己做決定。

台灣學生初赴德國 不懂如何思考

問:台灣和德國的教育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叡:關於「思考」這件事很不同。剛去德國時不是我不思考,而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思考。老師上課要大家拿出一張白紙寫自己的想法和立場,我看大家好像都很習慣地拿出一張紙開始寫,但我交了白卷,我真的想破頭了也不知道要怎麼找我的立場。

在臺灣考試我都寫選擇題、是非題,有問答題、有作文,但都是要求你用選擇題的邏輯去作答,考國文也都是要你背出字詞解釋。在德國我沒考過選擇題,不是說學生就不用知道那些知識,而是要你回答問題。譬如考德文,在某部電影裡重複出現一隻靴子,考試就問,這隻靴子在這部電影裡象徵著甚麼意義?

照:如果是我們這裡的考題,就會變成選擇題 A.命運 B……要不然沒辦法打分數,大家會很在意,你怎麼拿到那樣的分數?家長又會去比較成績,然後就想,沒有標準答案的考題分數都掌握在老師手裡,我們不應該給老師這麼大的權力。台灣教育有太大的矛盾,一面賦與老師很大的責任、想把孩子留在學校裡,認為學校和老師是教育的承擔者,但我們又覺得,怎麼可以讓老師決定答案和分數?我們的教育就是希望你這樣想、你要同意我這樣想。德國人不是這樣想,他們待在學校的時間不長,覺得學習是自己的事。

問:其叡在台灣不喜歡國文,但在德國即使德文不是母語,卻非常喜歡上德文課,為什麼? 

叡:上課方式影響很大。在台灣上國文課,就是老師抄課本,然後我們再抄老師寫的,老師還會定期收課本檢查筆記,我常被老師說少抄東西。

德國上課很重視發表意見的能力。本來我非常害怕上課要講話,但是在那裡至少要花半堂課的時間討論,發言頻率和內容是評量你的依據之一,隨時插老師嘴都行,不會被罵。

上德文課,我們讀《西線無戰事》,老師上課問問題,「書中哪些地方是在描寫那些過去美好的日子?」這一定要事先準備。那時候我竟然也發言了,而且是在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就講了,事後還倒抽一口氣心想:「哇塞~」畢竟那不是我的母語我就能這樣,如果在台灣上國文可以這樣有多好。

照:她小時候很壞,很討厭國文,每次月考就跟我發脾氣,反問我「為什麼國文要這樣念?」「為什麼你會喜歡這種東西?」我說,我喜歡文學不是從課本來的。

追求標準答案一直是我們教育長期的問題。我以前也是受害者。記得三十幾年前我到哈佛求學,班上只有我一個東方人,助教會特別對著我一個人講,要寫「position paper, not summery」,意思是針對議題寫自己的立場和意見,像一篇小論文,而不是議題資料統整、摘要。後來跟那位助教熟了,他告訴我,每次遇到台灣來的學生,都有一樣的問題,不知道「立場」為何物,每次都只交「資料摘要」。

重視標準答案,沒有標準答案、非標準答案的,就變得很不重要,久而久之培養出來一種態度,只要大家都相信、認可的就是對的,可以不需要去思考跟著別人喊就好。「how to be cool」的定義和方式已經不同,以前我們比酷的方式是「怎麼跟別人不一樣」,現在變成「好酷喔,我也要一樣」。

問:其叡覺得自己最大的成長是什麼?爸爸覺得她這3年有怎樣的改變?

叡:「自信」。不是說以前在台灣沒有自信,而是在臺灣的時候不會去思考自己怎麼想、或確定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自己要的,跟著大家就好了。現在比較確定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要怎樣變成怎樣的人、確定自己不是怎樣子的人。現在我變成一個意見很多的人,敢去發表。

照:她以前是個有態度沒有意見的人,會告訴你喜歡這個、不要那個,但說不出為什麼,沒有能力具體說出原因、持自己的想法,我不是沒想教,但是教不會。我很感謝德國教育給她的影響,她現在會有意見、會知道有了責任要去解釋為什麼我跟別人不一樣。去了德國之後,她反而成為我理想中女兒的樣子。(逐字稿整理/程遠茜)

延伸閱讀:

《別讓孩子繼續錯過生命這堂課》楊照著,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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