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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只是「企劃書」寫得不好


豈只是「企劃書」寫得不好

天下資料 廖祐瑲

學生登山募款,問題絕對不是企劃書寫的不好,而在於「公民本應和光同塵」的心理認知。如果我們不了解弱勢群體的諸多不足,哪有資格做社會領袖?如果我們不知道捐輸社會的關懷初衷,又要從何切入募款企劃?如果我們把「成為領導」當成一種訓練目標,又如何期待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向心力?

看到台大學生為自己登山而募款的新聞,我心情非常沈重。一方面,是感慨頂尖學府的學生與老師,似乎對於社會應對依止的基本原則相當茫然;另一方面,則是發現年輕人離現實社會如此之遙遠,也加深了自己對台灣前景的不樂觀。

台大老師對社會致歉,道歉內容大致是:整個計畫的「企劃書」沒有寫好、混淆了「向企業募款」與「向社會大眾募款」、老師與學生都得到了教訓、整件事還是會繼續做下去。這些對社會的回應,其實並沒有回答許多人心裡更根本的問題:領袖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是登山課程還是心性培養?領導學程的老師,對社會環境與領袖氣質有多少了解?什麼樣的事情可以募款、什麼樣的事不應該募款?為什麼我們的明星學府會出現與社會情感牴觸的師生表現?要探討這些問題,讓我從幾個與教育有關的故事談起。

4段值得思考的教育小故事

故事一:

紐約時報曾經報導過一位非洲某窮國第一位進哈佛大學的學生,如何在暑假期間回到自己的故鄉,教導、回饋遠遠落後的家鄉孩子。這個非洲出生的哈佛孩子一生坎坷,幼年時幾乎是在垃圾堆邊苟延殘活,但是他沒有沈溺在哈佛大學美好的環境。那個報導令許多人感動;它刻畫一個可以自己向前快速衝刺,卻返鄉去扶持同伴的熱情與關懷。

故事二:

Stanford 校長John Hennessy 任內一項重要的改變,就是要增加該校新生來自後段家庭(中低收入、或家中第一個有機會進大學)的比例,並且增加對這些孩子的獎學金補助。Hennessy 相信多元學習環境,也相信後段家庭的子女更會珍惜機會,更知道踏實學習的重要。如後所述,這個改變快速扭轉了Stanford大學的學風。

故事三:

在台大畢業典禮致詞的孟懷縈院士跟我聊起,她在Stanford 不太執著收(指導)「聰明的學生」,因為「他們不需要我幫忙也會走得好好的」。她喜歡收「需要拉一把才能邁向成功」的學生,因為那才是教育真正的意義。她也勉勵台大的孩子,要有傲骨但是不能有傲心;那是成功者(當然包括領導)的心理準備。

故事四:

美國某知名大學法學院拒絕了成績稍好的一位白人學生,卻錄取了成績稍差的一位非裔學生,白人學生提起訴訟,認為該大學的入學審查有歧視。法院判決大學勝訴,理由是「法學院是要訓練律師,而一定要在一個大致合乎美國社會正常組成的環境,才能訓練出了解社會、融入社會的好律師」。

以上四個故事看起來不大相干,但是卻都與通識教育學習的環境、學生的心態有關。

公民教育,教學生如何在複雜多元的社會中做「人」

幾十年來,我一直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也南南北北到台灣許多高中去教通識課程。我兩次擔任教育部通識教育的評鑑委員會召集人,也透過種種機制與壓力,去改變各明星大學現行的扭曲教育。其實不只是大學生不了解通識,恐怕大部分的大學教師也不了解。學生們不僅不清楚他們究竟該在通識教育中學什麼,也根本不知道大學生與社會的相對關係。通識觀念都迷惘,遑論「領導養成」。登山募款的新聞,正反映此中情況之嚴重。

通識教育大師Robert Hutchins 說的好:通識教育就是公民教育,教導學生如何在複雜多元的社會中做「人」,做一個對於社會基本溝通、共同文化能餘裕融入的公民。成功的通識教育不只是了解自己專業以外的龐雜知識,更能對於其他領域的思考推理、欣賞角度有相當的同理心。在Hutchins 心目中,成功的公民教育能夠增加社會的向心力,減少離心力,是公民社會平順運作的基礎。

Hutchins 教授所沒有描述的,是公民教育的學生養成環境。公民,一定是在正常的社會結構中成長的。在此讓我仔細描繪Stanford的改變。Stanford不可否認素有「貴族學校」的氛圍,尤其是大學部學生,大部份來自有錢家庭。這些孩子由於從小到大生活優渥,對於外在提供的種種協助、幫忙、支持,比較容易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有錢家庭所成長的資優子女,在學業鑽研方面往往也傾向「淺層」功夫,也許考試之前苦K數小時,或是討論之時相機應變、表達得體,也就能成績良好。John Hennessy 在上任之初要求每年大學部新生至少要錄取(記得大約是)25%或則來自貧窮家庭、或則其為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學生。由於這25%的學生不是富家子女,他們比較沒有「視外界協助為理所當然」的慣性思考。他們也特別珍惜這樣一個能夠上名校求學的機會,以「深層」投入的方式讀書、學習。慢慢地,這群為數僅1/4的學生開始影響、改變原本3/4的貴族學生。七、八年之後,史大的校風發生了明顯的改變。

前述故事二與故事四,其實概念都是相通的:要在一個「和光同塵」的環境,才能培養出正常的「人」,他們才能成為正常的法律人、生技人、經濟人、資訊人。在溫室裡、在許多同學們都把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環境裡,絕對培養不出健康的公民,當然也培養不出好的領導。

只有和光同塵的環境能夠孕育真正的領導

當人們說「哈佛、台大是培養未來領袖的地方」、或是「一流大學要培養領袖人才」時,那可能是一個統計的敍述、可能是一種勉勵性的期待;但那絕對不表示台大或哈佛校園裡的學生,在通識的教育內涵上或過程上可以有什麼不同。如果在心理上沒有面對「和光同塵」環境的準備與認知,誤把統計敍述或勉勵期待當成一種主觀上的理所當然,那麼這個通識教育就「輸在起跑點」了。只有和光同塵的環境能夠培養公民,也只有和光同塵的環境能夠孕育真正的領導。

學生登山募款,問題絕對不是企劃書寫的不好,而在於「公民本應和光同塵」的心理認知。如果我們不了解弱勢群體的諸多不足,哪有資格做社會領袖?如果我們不知道捐輸社會的關懷初衷,又要從何切入募款企劃?如果我們把「成為領導」當成一種訓練目標,又如何期待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向心力?如果我們不知珍惜自己的一切順遂機運,又如何能像故事一中孩子那樣,真誠的回饋社會?

我們社會上有許多學生家長,都一再強調要保留「明星高中」,理由是「讓一群優異的孩子彼此激盪,能刺激出種種更優異」。所有懂得教育理論的人都不會否認資優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資優教育絕對不是「績優」教育,更不是高中階段依基測成績比序而分發的菁英教育、「鳳鷄區隔」教育,更不是「把牛頓、貝多芬、畢卡索、羅素與達爾文安排在同一所學校」的教育。而我們現在的十二年國教,就是在做這樣的事。

事到如今,台大道歉了,但是道歉的理由卻是不著邊際,令人不安。看看故事一中那位充滿人文關懷的非洲學生,台大的「領導」學程,是不是在出發點就需要調整呢?那些滿心想要培養領導的為人師者,較之於不偏愛資優生、喜歡投入東台灣偏鄕教育的畢典致詞院士,是不是又有些差距呢?從通識教育的角度看,三千寵愛集一身的台大,可曾有Hutchins與Hennessy 兩位校長的通識理念呢?而許多從小期盼子女進明星學校的家長,又哪能體會「和光同塵」教育環境的健康呢?

「登山募款」一事,似乎是台灣功利狹隘教育現況的縮影。這樣的教育,很難教出什麼像樣的領袖。Not even close.

*本文由朱敬一授權,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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