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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盈勛:信任危機下的教育


王盈勛:信任危機下的教育

王創緯 攝

教育的績效要怎麼衡量?幫助學生更自由多元地發展、與產業升級更緊密地結合、或是對人類的精神文明有所貢獻,這些沒有人會說不重要,但要怎麼證明我教的學生比你的更多元發展、我生產的知識比你的更有助於產業升級、或是對精神文明更有貢獻?

「如果我們三不五時就把植物的根拔起來看長得好不好,並不能讓它長得茂盛一些,」哲學家、英國劍橋大學紐罕學院(Newnham College)前院長歐妮爾(Onora O'Neill)在〈我們為什麼不再信任?〉一書中講來簡單,卻是台灣諸多教育問題的病灶之所在。

陳震遠等人「自己的論文自己審」事件雖然沸騰數日,卻有一個面向甚少被討論:一個大學教授,「為何」要在三、四年間,拿出上百篇的論文來?

自1990年代中期以降,歐美經濟危機一波波,台灣則飽受產業轉型失利、國民所得停滯不前之苦。連帶地,政府削減預算,緊縮公共支出,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誰想在政府大餅中多分得一塊,你就得拿出「績效」來,證明自己分得多是合理的、應該的。

但是教育的績效要怎麼衡量?幫助學生更自由多元地發展、與產業升級更緊密地結合、或是對人類的精神文明有所貢獻,這些沒有人會說不重要,但要怎麼證明我教的學生比你的更多元發展、我生產的知識比你的更有助於產業升級、或是對精神文明更有貢獻?

當然不能。所以我們就一步步發展出一種衡量大學績效的方法,一切以可計量、可管理的指標來評估大學與教師良莠的方式。這當中,又以國際大學排名最具有代表性—排名升了,就表示績效有了,獲得大筆的政府補助也就具有正當性了,唯一消失不見的,卻是:教育在哪裡?。

台灣長期以來在國際間被打壓,再加上小國島民的生存危機感格外迫切,讓台灣人對於得到他國之人的”認可”,有著莫名的強烈渴求。

陳震遠等人「自己的論文自己審」事件,要不是先經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國際媒體”大幅披露,恐怕最終也將只是學術圈中茶壺裡的風暴,不會在社會上得到這麼大的關注,甚至導致部長級人物黯然下台。

弔詭的是,這國際矚目的醜聞,正也是為了為了爭取所謂的”國際競爭力”而起。過去十年間,台灣的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標,被定位為要打造國際一流得頂尖大學。我們的高教資源分配,也以大學能否晉升國際一流為指標,這當中最為國人所知的,就是五年五百億的預算大餅由特定的幾所大學瓜分。

國際一流要怎麼衡量?我們相信所謂的世界大學排名。世界大學是怎麼排名,搞這套東西的人在方法上略有差異,但主要是看大學在論文發表數上的表現。老外搞這套東西當然不可能顧及以不同語文發表的著作,在統計上自然是獨尊英文發表的論文。

這套系統的弊害,早有許多討論:為了可以在國際期刊發表,學者開始選擇在國際間討好題目來做研究,反而忽略了在地的、對台灣社會有益的題材;德文、日文、法文系老師的著作若是用這些語文發表,從官方的獎酬系統來看,反而是比英文次等的著作;各家大學為了爭取資源,更加傾斜地重理工輕人文(因為理工科系才能大量地製造論文),重研究輕教學,教師的遴聘則以能大量生產論文為首要考量。

這些道理,討論既然這麼多,我們的教育決策高層也有很高的比例出自高教體系,他們不會不知道這些問題。沈疴之所以難解,在於制度既成,有人靠這套系統取得了權力、博取了名聲、分配到了資源,要改革這套體系,等於就是革他們自己的命, 既得利益者怎會做這樣的事情?

自己的論文自己審事件暴露的則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華人做事,向來以有彈性、能變通著稱,一旦走了偏鋒,甚至走火入魔,就變成了奸巧,就算學院中人也不例外。既然數量是唯一重要的事,那我們就來發明一些衝量的方法吧:相互掛名、一篇就能寫完的東西拆五篇、同樣的概念反覆再三地論證、找尋輕巧能快速有產出的題目、乃至偽造根本不存在的期刊都時有所聞,而自己的論文自己審,也不過是這個脈絡下的一種變形而已。

照理說,大學教師的創新能力應該發揮在知識的創造上,如今卻是走了偏鋒,一味以衝大產能為尚,把大學變成跟台灣產業轉型想擺脫卻擺脫不了的製造業如出一轍,原本應該引領台灣創新轉型、向上提升的大學,過去十多年間反而是反向向唯量是問的製造業靠攏,這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和碩科技董事長童子賢日前說,在教育問題上,整個國家都在作假,實在是個非常真實的描述。台灣的大學教育,在這個一切為了紙上統計的國際競爭力的目標下,談人才培育、知識能為社會所用,都無異緣木求魚。最簡單的證據就是,為何台灣這些所謂的頂尖大學沾沾自喜於國際排名節節上升,但同時我們又感覺到台灣人才與產業的競爭力節節下滑呢?

而這一切沈淪的文化基底,正是因為我們那麼輕易就相信,與所謂的歐美先進國家變得一樣或接軌,就叫做國際競爭力,而有些掌握權力的人更利用了社會瀰漫的這種心態,成為他們掠奪與搶佔國家資源的權力與合理性基礎。

沒有績效,沒有鈔票,反應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信任危機。沒有拿出數字來,我們不相信老師會做好他們的研究與教學工作。這樣的想法在商業公司或許可行,但教育這種東西,最珍貴的部分都在數字衡量不到的地方—培養出有視野、能關心別人、終生都能自我學習與探索的學生,要如何用數字來評估績效?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Peter Higgs曾經感慨地說,他對當代大學體系來說,是一個生產力不足的人,因為他沒有辦法大量製造論文。我們的教育體系,已不再相信大學老師會只因熱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識上的創新與突破,一切以績效之名,卻有可能將諾貝爾獎等級的大師摒除在大學門外,這豈不是對信任危機社會的績效社會最大的嘲諷? 

【作者簡介】王盈勛

任教於臺北藝術大學,著有〈世界是斜的〉、〈微軟生存之戰〉、〈白話數位經濟〉、〈何不斗膽一下〉、《理所不當然 - 人生不盲從、未來不瞎過的行動思考哲學》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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