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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媽媽 從接受幫助,到幫助別人


新移民媽媽 從接受幫助,到幫助別人

Shutterstock

根據統計,台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已達四十二萬,接近宜蘭縣人口。這些媽媽如何度過異鄉生活?她們的辛酸苦辣是什麼?本身就是移民社會的台灣應該如何看待這群異鄉人?

 「我們是鏡。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彼此注視並為對方呈現,你可以看到我們,你可以看到自己,他者在我們的視線中觀看。」     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她們個子嬌小、臉部輪廓較深、膚色較暗,她們的國語帶著東南亞家鄉的口音。這群勇敢的女人,告別原鄉,飛抵一個陌生國度,進入一個陌生的家庭。孩子是她們在異鄉唯一的血親,透過孩子,她們才與這塊土地與這裡的人,有真正的關聯。

根據內政部統計,到去年為止,和台灣人結婚的外籍配偶人數已達四十二萬,她們在中小學就讀的子女數也高達十五萬。這個數字意味著,在你我周遭的親友鄰居圈、孩子同學的媽媽當中,也許就有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這群新移民媽媽考驗台灣社會是否已經懂得尊重多元文化。

她們要面對每個婚姻中都會出現的問題:夫妻、婆媳、妯娌相處的磨合、原生家庭和夫家生活習慣的適應,以及親子教養觀念的差異。和台灣媽媽不一樣的是,她們還多了語言、宗教和文化的隔閡。

來自印尼的莊清珠從小是基督徒,嫁來台灣後,必須跟著婆婆拜拜。五年後她「並沒有感覺平安」,跟先生討論後,決定不再拜。儘管她還是尊重這個習俗,拜祖先時合手不上香;拜土地公前,替婆婆準備好重要用品及自己的心意,但是婆婆並不諒解,造成相處上的心結。

被誤解的寂寞、不公平的法規

新移民媽媽也比台灣媽媽更需忍受被壓抑、被誤解的寂寞、孤單。運氣好的,先生尊重支持、夫家善待如家人;運氣不好的,不僅得包辦整個家族的照顧工作和家事,還被挑剔不會教養孩子。她們在被要求「同化」的同時,原鄉的一切也受到歧視。她們沒有娘家可以依靠,沒有人際網絡可以傾訴。

台灣人不能想像,她們還要面對並不公平的移民法規、戶政問題。例如,夫家未替她們申請身分證、或證件被扣留,很多新移民媽媽即使遭受家暴,也無奈的選擇忍耐。因為一旦採取行動(控告或離婚),她們必須面對失去身分、被遣返回國的風險;更嚴重的,她們可能失去跟孩子的聯繫。更何況,語言不通,許多媽媽根本不了解如何尋求援助。

民間組織最早伸出援手。除了提供立即法律權益的保護,更多的是讓這群媽媽原本的能力被看到。「南洋姊妹會」北部辦公室採用九○年代「美濃愛鄉協進會」開辦外籍媽媽識字班的模式,和板橋、永和社區大學合作,開設針對生活情境的中文班。新移民媽媽在學會用中文辦證件、帶孩子看醫生的過程中,取得講話、發聲、行動的自由。「我們想破除姊妹們不識字、沒受過教育的刻板印象,」南洋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吳佳臻表示,「她們只是還沒學會中文。」

中文得以運用自如,新移民媽媽的自我和才能就得以覺醒和展現。姊妹會也成立「南洋姊妹劇團」,媽媽們學會以肢體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找出自己的著力點來助人

柬甫寨媽媽小雲(化名)嫁來台灣時才二十出頭,她不但很快學會中文,而且還接受姊妹會的師資培訓,成為「東南亞多元文化講師」。她學會使用電腦簡報系統,在一次次的演講座談中,對台下的台灣大學生、一般民眾,介紹柬甫寨的生活和文化。「我希望變得更有能力,去幫助別人,這樣人生才有意義,」已經喪偶、育有一子的小雲說。

愈來愈多新移民媽媽走出家庭,自己發聲,也找到展現自己的著力點。她們發揮母語的口譯長才,在各縣市新移民輔導窗口擔任志工;她們在各縣市二十七個「新移民學習中心」學會英文、電腦等各種技能之後,再擔任講師傳授給新一批移民媽媽;她們做文化導覽、分享跨國婚姻的心路歷程,讓台灣人透過了解,學習尊重、包容、接納。走過辛酸,她們從接受幫助,到提供幫助,不但找回自信和歡笑,也成長蛻變。

她們的能力也需要被保障。台東移民署專員陳允萍成立全台第一個「外語通譯協會」,除了訓練三十多位新移民媽媽的口譯能力,更讓她們了解如何保護自己的基本人權。「她們隨時會到派出所擔任口譯工作,面對家暴及各種法律紛爭;她們幾乎都是犧牲自己的時間,而且沒有合理的報酬。這類司法通譯的概念必須受到重視,」陳允萍表示。

曾任外事警察多年,為了查戶口,他幾乎認識住在台東所有的外國人,也因此成為許多新移民媽媽的朋友。從「抓不合法的外國人,到輔導新移民,」陳允萍讓移民署成為媽媽們的「第二個娘家」。

媽媽的自信會給孩子正面影響。第一線的國中小校長發現,新移民的孩子自我認同感較低,比較缺乏自信,在人際關係上較不適應。桃園大溪鎮福安國小校長黃木姻長期觀察,最好的協助方式是不刻意的直接接觸。

她邀請不同才華的新移民媽媽到學校介紹母國文化、美食,讓孩子燃起與有榮焉的驕傲感。嘉義縣碧潭國小校長邱文嵐請越南媽媽教全校師生越南文,許多新移民孩子看到台灣同學學得很起勁,也開始認同媽媽的語言和文化。

整個台灣社會因這群媽媽而豐富,台灣人也願意表達善意。但有時公部門的做法流於形式、或仍植基於一廂情願的種族優越感。例如,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輔助辦法,應該避免因家長國籍身分,讓學生受到「特別照顧」,否則善意反而變成一種傷害。

尊重,從了解與同理開始

台大社工系教授陳毓文針對新移民的國小高年級和國中生,做了為期兩年的自我評價研究。她發現這些孩子的成績並沒有因為種族而產生特殊性,有些甚至表現得比台灣孩子更好。「成績好壞與弱勢家庭,如單親、經濟困難、隔代教養等相關,這些是一般台灣家庭都有的,和媽媽的種族無關,」陳毓文指出。但是新住民孩子感受到的社會歧視,對弱勢家長文化的認同程度,會影響自尊,進而影響生活適應。

多元的意義在於學習包容和尊重差異,而尊重要從了解開始。「我們對東南亞國家的了解太過膚淺,對於其語言、文化尊重不夠,」陳毓文說。了解不能只透過嘉年華式的活動,而必須有同理心。

台灣社會在協助新移民媽媽融入的同時,也希望她們不要放棄自己的根,「我們不應該逼迫她們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反而應該去欣賞這種多元性,」陳毓文一再強調。

這群不一樣的媽媽,並不要求台灣社會特殊對待,也不想總是被看成是啼哭的、乞援的;她們只想跟這個社會所有人一樣,正常的生活。她們是一面鏡子,讓台灣人看到自己還有待學習。

- - -

泰國媽媽文梅芳

倒吃甘蔗的異鄉生活

「本來我只要來台灣玩兩個禮拜的,結果一待就待了二十年!」來自泰國的文梅芳語出驚人,開朗的笑聲中洋溢著嬌羞、驕傲和幸福。

在曼谷當百貨店店員,來台灣看朋友,認識當時三十八歲、木訥憨厚的黃錦達,跟著回台東老家見了他的家人,三天後,她成為黃太太。從此,文梅芳在台東成功海邊、小小雜貨店「澎記商號」裡,認真、認分的經營著她的異鄉人生。

那時候,「外國人」在台東絕無僅有。戶政事務所從未辦過外國人的戶口登記;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阿美族的黃家十個兄弟姊妹,也沒人懂國際事務。文梅芳回泰國辦理各種手續的三個月期間,小鎮鄰居們還幸災樂禍的說「新娘跑掉了」。

剛開始,她只會一點點中文。但是每天雜貨店門一開,做水電的先生出門,她就得應付說著客語、閩南語、阿美語、國語的顧客。「最怕接電話」的文梅芳被迫快速學習。顧店、還要照顧公婆、兩個小孩、煮三餐,「很累很累,有時候會發飆,」文梅芳快人快語。覺得快撐不下去、跟老公抱怨,他會體諒的說,「老人家以後就離開了,你再忍耐一下。」公婆在世時,也沒給她太多壓力,還拿錢給她回泰國。

融入台灣生活,但也不忘本

孩子上小學,她跟台灣媽媽一樣,熱心參與學校生活。當志工、當愛心媽媽,去班上唸泰國故事。努力融入台灣的同時,她沒有忘記自己的文化。有先生的支持,文梅芳幸運的得以經常返鄉,「不是我『臭屁』,我幾乎每年都帶孩子回家看外公外婆!」她的中文已經出神入化。

她教孩子讀寫泰文,練泰文四十二音,一直到他們上國中。她喜歡做手工藝、跳舞,也經常帶著兩個孩子,受邀到各種新廈落成等喜慶場合,表演泰國傳統舞蹈,「孩子小時候很樂意,因為可以賺到紅包,」她不諱言。

一雙兒女都有語言天賦。目前就讀台東女中高二的大女兒,不但會阿美族語、泰語,高中基測英文還考滿分;兒子暑假過後也將去高雄讀文藻外語學院。文梅芳驕傲的指著牆上兩個孩子第一名的獎狀說,「我自己也很喜歡語言,孩子等於替我念書。」

現在,位於客運站牌旁的「澎記商號」,儼然成為台東移民署的「分部」。文梅芳參加過外語通譯學會的訓練課程,當過移民署志工。她隨時備有各種戶政表格,協助附近新移民媽媽申報身分證、歸化國籍等手續。

雜貨店也成為新移民媽媽的資訊交流中心、心理輔導站。她用自己的經驗,勸告前來吐苦水的新移民媽媽,「不要只羨慕別人,要檢討自己;想待下來,先改變自己的態度,不能期待老公服務你。」

三月下旬,文梅芳和老公到日本二度蜜月,實現她年輕時「去日本玩」的夢想。五月母親節,她又驚喜的收到一雙兒女的手製賀卡,上面用泰文寫著「謝謝媽媽照顧我們」、「希望媽媽多跟爸爸去運動,身體才健康」。

現在,她終於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生活,喜歡跟先生一起去做工,想開店時才開店。同時,也還去附近的信義國小旁聽三年級的國語課。文梅芳和先生一路扶持尊重,鶼鰈情深,連台灣的夫妻都很難做到。回首二十年,她覺得自己「生活愈來愈好,很幸福。」

- - -

越南媽媽阮金紅

雨停了,太陽會出來

嘉義鹿草鄉四周都是稻田,鄉民八九成姓林,外籍媽媽多來自越南、印尼。迷你小學碧潭國小的學生,每兩週一次,跟著來自越南的阮金紅學越南文。孩子學得很快,四、五年級這班才上過兩次課,就能字正腔圓的唱出「爸爸愛我,因為我像媽媽;媽媽愛我,因為我像爸爸;我們全家,也相親相愛;遠離會懷念,在一起會笑。」

梳著長長馬尾的阮金紅,自然且自信的帶著三十幾個孩子練習越南文的家人稱謂,一個半小時幾乎沒有冷場。

外人很難想像,笑意迎人、輕聲細語的她,曾經有過一段家暴的婚姻。嫁來台灣半年後,她發現先生不但賭博,還會出手打人。夫家將她當傭人使喚,但「怎麼做他們都不滿意」,不替她辦身分證,不讓她跟外界接觸,她的生活封閉而苦悶。等到女兒上幼稚園,她開始要求出去工作,因為先生已經不拿錢回家,她隱約覺得該替自己和女兒打算。

看不懂中文、憑著看電視學會的國語,她接受任何可以找到的工作。為了支付女兒的幼稚園費用、摩托車的分期付款、孝敬公婆的家用錢,她白天在鐵工廠、晚上在加油站工作,每週一還去國小補校學中文,晚上經常熬夜練習寫字。「這樣我才可以教女兒功課,」她說。曾經,下班回家就聽到女兒被爸爸打的哭聲,阮金紅發誓,「自己要有能力,孩子才不會辛苦。」

走過婚變,活出自己

她的苦沒人可以商量分擔,她的努力也沒有換來先生的改變。被打的次數愈來愈多,她只好去報警。但是沒有身分證,要告先生,她會被遣返回國,她只能去驗傷存證。後來她和前夫偷偷離婚,夫妻共有女兒監護權,而且沒告訴公婆,還住在夫家。婆婆發現後很生氣,就把她趕出門,但要孫女留下。

這樣的結果,阮金紅早有準備。她帶著女兒、拎著一袋行李,騎上摩托車離去。「我一直掉眼淚,又不是在演連續劇,為什麼今天變成是我,」阮金紅回憶,但是她告訴自己一定要面對。

獨居後,前夫又騷擾不斷,還恐嚇「出門要小心」,女兒聽到爸爸電話就怕得大哭。那時,阮金紅認識了彰化新移民協會會長,有了支持,她去另一管區報警。熱心警員替她告到法院。只有小學畢業、喜歡種田的阮金紅,很少接觸警察,在異鄉台灣卻必須上法庭。「我很害怕很擔心,緊張到一直唸經,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孩子的監護權,」她說。但她鼓起勇氣,相信只要有信心、說實話,就一定做得到。儘管法官嚴厲的眼神令她害怕,但是前夫終於被判為恐嚇罪;而且依照家暴保護法,他不得接近孩子住所一百公尺。

一個人堅強的走過這樣一場婚變,阮金紅脫胎換骨。曾經,她因為自卑不敢交朋友、不敢信任別人,現在她成為命運相仿的姊妹們的傾訴對象。曾經,她不敢面對陌生人,現在她侃侃講述自己的故事,希望提供其他姊妹必要的支援。她也預備成立相關組織,協助更多姊妹走出家庭,接觸更廣大的世界,自我成長。

認識現任伴侶蔡崇隆,更讓她的生命從黑白到彩色。現任教於國立中正大學的蔡崇隆,長期關注司法人權和新移民議題。他曾擔任司法記者,也曾替公視製作過關於外籍新娘的紀錄片。兩人都覺得自己的生命因為彼此而更豐盛。

今年三十一歲的阮金紅,新的人生才要開始,她想用影像記錄離婚越南女性的心路歷程。「雨停了,太陽會出來,人不能永遠傷心,」她的笑容在嘉義的豔陽下更顯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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